共黨爲患的慘烈
     世稱黃巢造反，曾「殺人八百萬，流血三千里」，考之正史，此說並無所據。惟黃巢殘忍嗜殺，則是千眞 萬確的事實。楊復光陳破賊事狀，說巢賊「物無不害，惡靡不爲」，已可見其爲禍之烈於一斑。
   
     闖獻荼毒生靈，距今不過三百餘年，仍爲家喻戶曉之事。至今成都少城公園尚存有張獻忠所書之「七殺碑」，其文爲：「天生萬物以養人，人無一德以報天，殺殺殺殺殺殺殺！」以殺人爲報天養人之法，是何理性？眞 是匪夷所思。
   
     共黨以流寇方式起家，對於歷代流寇，尤其是黃巢闖獻，素極奉不崇敬，大有奉爲「先賢」、「先烈」之意。其實他們是「青出於藍，而勝於藍」的，他們這三十年來在中國所造的孽，雖起黃巢闖獻於地下，當亦有自愧弗如之感。
   
     大陸淪陷之初，港澳及各地華僑，對於共黨表示好感及寄以希望的，可謂大有人在。然而僅只一兩年的時間，人心爲之大變，希望破滅了，完全變成絕望，好感消失了，完全變成咒詛。至今無論海內外的中國人，除去已失人性的共黨中，形成「新階級」的人物外，對於共黨不存「時日曷喪，與汝偕亡」之想的，可說不可能有這樣的人。
   
     共黨僅僅在一兩年之間，使華僑對它的觀感形成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，其故安在？最主要的原因，恐怕還是由於他們太殘酷，使人人覺得在共黨統治之下，生命財產毫無保障，所以才毅然決然的摒棄了對他們的幻想。
   
     共黨之嗜殺，不但數量上跨越黃巢闖獻，其手段之慘毒，也有非黃巢闖獻所能想望者。他們創造發明了許多酷刑，使受害者雖欲求死而不可得。三十年來關於這類事故的報導，俯拾即是，我們不但不忍卒聽，而且也不忍備言。
   
     單就殺人之多這一點來說，共黨所造成的紀錄，稱得起是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」。
   
     江西剿共結束後，中外新聞記者到劫後共區從事實地調查者，頗不乏人，他們都很注意淪爲共區之前和收復以後各地區人口的變遷，茲就手邊所有資料，摘錄數條如後：
   
     一、黎川之新羅墟，原有居民一千五百人，劫後只存千人。
     二、寧都縣城原有居民約二萬人，劫後只有八千人，約有一萬二千人被殺害。
   
     以上兩條均見上海德文日報主筆Mr. Simon Eberhard所作<贛省收復縣區視察記>。
   
     三、南豐全縣原有人口十九萬餘人，現在僅存十一萬四千四百餘人，其中男子五萬六千餘人，女子五萬八千餘人。共區女多於男爲極普遍之現象。
     四、廣昌城外數里許一村莊，有一大屋，約三十間，謝姓。過去可斷爲一大家，現則荒涼冷落，僅有男丁三人，而女丁則有十一人。其中有一年似十五六歲之小孩，詢之則已二十二歲。又另一村家，則只有中年女子三人，並無男丁。
   
     五、寧都全縣原有人三十四萬，現僅有二十二萬四千四百人，包括男丁十萬零一千七百餘人，女丁十二萬二千六百餘人。其中壯丁僅三萬五千四百九十四人。
   
     六、寧都縣屬之長勝圩，全圩面積約十餘華里，人口原有一千六百餘，自民國十九年（一九三○）被共黨慘殺三百餘人，除裹脅以去者三百餘人，現僅存九百二十餘人。包括女子五百三十八人，老幼二百九十五人，壯丁僅八十餘人。
   
     七、瑞金原爲贛南最富庶之縣份，俗有種一年吃三年之諺，惟自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被共黨占據時起，至去（二十三）年十一月收復時止，原有之三十餘萬人口，被殺三分之一，被脅迫以去者六千人，僅餘二十一萬人左右。尤以知識分子屠殺淨盡，辦理善後，亦難找得人才。
   
     以上五條均見中央社特派記者鍾貢勛所作之<江西農村視察記>。
   
     以上錄有的資料，雖殘缺不全，不足以見共區人口變遷的全貌，但舉一反三，大致的情形，是不會有多大出入的。我們綜合起來看，可以得到以下幾點結論：
   
     一、在共黨統治下的地區，人口不但沒有增加，反而普遍的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。（總計以上七條所列原有人口爲八十五萬三千餘人，劫後人口爲五十五萬八千餘人）減少的原因，主要的就是由於屠殺。
   
     二、共區人口普遍的女多於男，這純粹是人爲的現象。因爲男丁非被屠殺，即被裹脅以去之故。
   
     三、共區因缺乏壯丁，勞動力不敷需求，以致田園荒蕪，百業俱廢。人民在飢餓線上掙扎，雖已年屆成人，而形態猶如兒童。
   
     共黨由嗜殺而造成飢餓，由飢餓而促成死亡，也就等於慢性的屠殺。其被裹脅以去者，名之曰「工農紅軍」，其實是供給共酋人海戰術充當砲灰之用的原料，也還是一種變性的屠殺。所以共黨之殘忍嗜殺，實在已到達登峰造極的地步。
   
     孟子說：「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」，何以一爲共黨，便如此嗜殺，而毫無惻隱之心？原因就是惻隱之心，是人性的一部份，故唯「人」才有側隱之心。人人皆知共黨是唯物主義者，他們是不承認有所謂「心」的。他們認爲「心」也就是「物」，人不過是血肉製成的工具罷了。所以把人用在經濟生產上，就是血肉的機器，把人用在戰爭作業上，就是血肉的武器，而把人用在鞏固殘暴的統治上，就成了殺之以鎮猴子的雞了。總而言之共產黨統治政策的一個最大環節，就是屠殺，這是他們一了百了的得意傑作。其所以敢於如此與古今中外一致擁護的「人道」觀念爲敵，沒有別的憑恃，就因爲他們否定人是人，而肯定人也是物。
   
     再則他們認爲屠殺是造成恐怖政策的必要手段，而恐怖政策又是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必要手段。换言之恐怖政策的成功，就是共產統治的成功，所以共產黨徒不願意放棄屠殺，正如他們不願意放棄統治和政權一樣。
   
     列寧曾說過：「我們不曾在原則上拒絕過恐怖主義，我們也不能這樣。恐怖乃是一種軍事行動，可以加以有利的應用。在某些時刻，它甚至於是必要的。」
   
     這話說的太技巧了。豈止某些時刻，恐怖主義是必要的。自始至終，恐怖主義和共產統治就沒有分過家。沒有恐怖主義，共產統治既不能出現，也不能持久。
   
     邱吉爾的回憶錄上，記載他有一次問史太林：
   
    「俄國在清黨期間（一九二○到一九三○）有多少人被殺死或被永遠驅逐？」
   
    「一千萬人！」史達林很坦白的回答：「這是很可怕的，……但這是必要的。」
   
     以此類推，則大陸淪陷的初期，說被共黨屠殺的人民，有三千萬……之眾，不但不是虛報，而且可能還有不實不盡之處。
   
     三千萬人的大屠殺，眞是曠絕古今的一次大屠殺了。
   
     黃巢闖獻嗜殺，並不諱言嗜殺，張獻忠且不惜立碑以表揚其嗜殺。唯共黨則不然，共黨殺人，明明是師承列寧、史達林的恐怖主義，以遂行其血腥的獨裁統治，卻往往飾詞造說以相掩飾，並多假托人民公意以行之，這種欺人自欺的手法，不但殘酷，而且卑鄙。以視黃巢闖獻雖兇殘而尚能表裏如一者，就「匪格」言，也要定屬下下。
   
     所以吳稚暉先生批評共黨，說他們「好話說盡，壞事做完」，最爲要言不煩。比起黃巢輩的「物無不害，惡靡不爲」來，可說是匪化的一種「大躍進」。
   
   
    第三節 安内乎？攘外乎？
   
    「九一八」事變，給中國帶來了空前嚴重的國難。消息傳出，凡有血氣的中國人，無不憤激萬狀，思與日人拚個你死我活，以纾國難，以雪國恥，就是不幸而戰死疆場，也覺得爲國犧牲，死得其所。
   
     當時國內的情形，除少數地方割據狀態依然未能削除外，最使政府感覺成爲心腹之患的，就是共黨的日益猖獗。政府此時處境，有如內邪外感，交相侵逼，有醫國之責者，對此病國，究應如何治療？先除內邪？抑先祛外感呢？换言之，就是先攘外呢？抑先安內呢？
   
     這的確是一個極端困擾的問題。
   
     就激動的國民心理講，多主張不顧一切，先謀對外，應即全國動員，對日宣戰。
   
     我當時就是這樣主張的一個人。我以身爲軍人，對於時局從不亂發文電，以譁眾取寵。這次受愛國心的驅使，復以軍人有「執干戈以衛社稷」的責任，遂不暇深思，於事變後的第四日發出一通養（二十二日）電，請纓抗日，其文爲：
   
    （上略）倭寇兇橫，藉端啟釁，占我瀋陽，辱我軍民，猶復續開駐韓倭軍入境，節節侵迫，此種舉動，欺人大甚。凡屬國民，同深憤慨，國難之急，至今巳極。亡國之慘，轉瞬即見。吾革命軍人，以打倒帝國主義爲職志，此而可忍，何以爲人！職等分屬軍人，責在衛國，願率所部與倭寇決一死戰，成敗利鈍，概不暇計。寧可致死於亡國之前，不願偷生於國亡之日。執戈待命，謹候明示。（下略）
   
     我們的這一請求，當然未被政府接納。原因也很簡單。就因爲我個人和我所帶的部隊，可以「成敗利鈍，概不暇計」，可是主持國家大政的人，就不能同我們一樣，也把國家的興亡成敗，作孤注之一擲。
   
     政府是維護國運昌隆民生康樂的一種組織，它存在的意義，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。故凡事要計策萬全，不能操切從事，更不能以感情或意氣用事。尤其對於敵國外患的戰爭行爲，關係著整個國家民族的成敗存亡，更不能不特別慎重。就原則來講，必須謀定而後戰，應當不打沒有勝算把握的仗。
   
    《孫子·始計篇》云：「夫未戰而廟算勝者，得算多也；未戰而廟算不勝者，得算少也。多算勝，少算不勝，而況於無算乎？」就「九一八」事變前後之中日兩國形勢論之，中國爲積弱新造之邦，無論就政治、經濟、軍事那一方面講，都不是維新以來國勢鼎盛的日本的敵手。則中國忍不過日人的挑釁，貿然與之開戰，將無異以無算敵多算，這種戰則必敗的仗，自非到了山窮水盡絕對無路可走的時候，最好不要輕開。委員長於二十四年（一九三五）十一月，於本黨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時說：「和平未至絕望時期，絕不放棄和平，犧牲未至最後關頭，絕不輕言犧牲。」就是針對此種情勢而發的名論。委員長的這一申明，雖是在二十四年十一月說的，但自「九一八」事變發生後，政府的對日態度，始終就都是以這兩句話爲內容的表現。
   
     或者有人懷疑，日人處心積慮以謀我，固已匪伊朝夕，和平終必絕望，犧牲絕難避免，則與其將來開戰，何如即早開戰，與其將來犧牲，何如即早犧牲，免得受盡了氣受盡了辱，而仍無濟於事？這種看法，雖也言之成理，其實大謬不然。
   
     因爲常識告訴我們：「兩害相權取其輕，兩利相權取其重」，犧牲縱爲必不可免之事，然而多有一分準備，即可多得一分力量，多有一分力量，即可少受一點犧牲。當然大犧牲不如小犧牲，小犧牲不如不犧牲。不戰而屈人之兵，這種不犧牲而致勝的戰爭，我們沒有資格爭取。可是減少犧牲的戰爭，我們就應唯力是視以爭取之。爲國家盡忠，爲民族盡孝，都應當如此做。
   
     對日戰爭減少犧牲的辦法，要而言之，亦不外集中力量一致對外而已。但力量如何才能集中？先剿平心腹之患的共黨斯可矣。力量集中之後，自能一致對外，當可無待垣言。而所謂先剿平共黨禍患云者，亦即本文所說的先安內是也。
   
     早在萬寶山事件發動時（九一八事變前兩月），委員長即曾揭示過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。他說：「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，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」，故「攘外必先安內，去腐乃能防蠹」。九一八事變發生後，他對於這項政策，持之益堅，絕不爲任何遊言浮語所搖動。他說明之所以亡，就亡於一方面既要禦侮，一方面又要剿匪的緣故。他勸說大家不要蹈襲明朝亡國的覆轍，一定先要除此腹心之疾的共黨，然後再齊一步驟，抗日禦侮，才有致勝的可能。他有幾句極扼要的話說：「大家都要明白，我們這次剿匪戡亂，就是抗日禦侮的初步，如果剿匪不能成功，抗日就沒有基礎。」這道理實在是推不翻的，使我這不勝一時之憤的人聽了，不能不爲之折服。所以也就暫時收拾起北上抗日之心，仍留贛南埋頭剿共。再說共黨是帝俄侵華的工具，在武漢政府時代，大家早已有此認識。則剿共也等於禦侮，不過不是來自日方的罷了。由此看來，安內攘外政策，絕非如李濟琛所說：「對外則虎豹股慄，對內則蠛蝨奮威」（參閱《平亂》第四章第四節），明矣！